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背了黑锅

作者: 小编 分类: 秘史贴吧 发布时间: 2014-12-02 21:56 ė180 views 6没有评论

 

因为“九一八”当夜的不抵抗,张学良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但直到今天,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
  从时间节点上看,9月18日,蒋介石正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电报时,正在舰上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永绥号军舰到达湖口,蒋才得知消息。“而且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照曾景忠的看法,“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
  事实上,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曾坦承:“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不过,蒋介石显然默认不抵抗主义,此前蒋介石曾在8月张学良向他报告日军的反常行动时表态,“不要与他冲突”,要“隐忍”。实际上他对“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所以应该说两个人都有责任。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的自述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百年潮》杂志1997年第2期曾发表过萧克同志的一篇文章,回忆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文章提到,当时令人震惊地在军内高层揪出一个所谓“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包括刘伯承元帅在内的一批高级将帅及高中级干部因此受到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而实际上,处理这一问题的那

次军委扩大会,还有另外一个议题,那就是把粟裕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会后,粟裕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不了解在1958年那次风波中粟裕大将曾蒙冤。

风起于青萍之末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提议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工作。这之后,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主持下,研究确定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和议程。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扩大会议议程。奇怿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这时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

总参与国防部之间存在矛盾,情况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于1950年初即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理,1951年10月又增调粟裕出任副总参谋长。由于从建国初一直到1952年7月,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粟裕在工作中与军委负责人之间没有发生过明显的矛盾,工作还比较顺利。唯一出现过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他与聂荣臻之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到毛泽东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做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并借机对聂荣臻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并立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于是,黄克诚成了彭德怀抓军委和总参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虽然粟裕于1954年10月做了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负责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也是信不过的。

一方面彭德怀信不过粟裕,另一方面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是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加上他们之间对末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看法的某些不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两人之间引起种种矛盾。粟裕就任总参谋长之后,很快就提出抽几个军作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的建议。对此,彭德怀认为没有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粟裕则坚持认为,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成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反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

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出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领导认为粟裕是“告洋状”。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隔阂与意见分歧,性情比较暴躁的彭德怀往往对粟裕出言不逊。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在工作中很难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支持,他对军队建设和日常工作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和意见,自然也得不到重视和及时的批复,这不免要影响到总参工作的正常运行,包括他主持下拟定的全军的作战计划,竟也长时间得不到批复。而越是这样,粟裕就越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58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他还当面向毛泽东表示希望能够直接跟毛泽东谈谈自己对军队工作和总参工作的意见。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也已经不再信任他了。

黑白颠倒有口难辩

  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参加会议者基本上都是军委委员和军队的中央委员。彭德怀在会上宣布,这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要采取大鸣放、大争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令粟裕深感意外的是,一天之后,即5月26日,当他接到通知赶去中南海居仁堂参加有军委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时,发现会议竟是冲着他来的。与会者就粟裕在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上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批判中给粟裕扣的帽子有“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还向总参二级部的领导作了专门的传达,明显地是为在军委扩大会上批判粟裕定调子。

军委扩大会议于5月27日正式召开,萧克在这次会议上被点了名。28日,粟裕就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议上作检讨。但这时会议的气氛还比较缓和。对此,毛泽东不很满意。他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因此要求元帅们和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30日,当召开第三次小型会议时,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于是,会议的温度迅速上扬,总参二级部的一位部长在这一天直接点出了“彭总与粟裕总长之间有隔阂,将帅不和”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当即表态赞同扯开这个问题。

6月1日,针对有人担心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搞到大会上去影响不好,彭德怀在主席团会议上再度表明自己态度说:“我不能同意XXX的态度,说是会议有师级干部参加,我和粟裕的问题在军委小会谈即可,不要在大会上搞,怕传出去不好。有什么不好?这是软弱!”因此,对粟裕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大会上去了。会议的组织者不仅向各组介绍粟裕的所谓“问题”,而且开始组织和动员一些领导干部对粟裕进行“揭发”批判。

对于扩大会的斗争形势,毛泽东看来还是不太满意。6月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强调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因此,会议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委扩大会议迅速从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毛泽东也几次到会或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者进行座谈,把军内出现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升到两条

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同时激烈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会做检讨。但依照粟裕的性格,他每次几乎总是要对一些原则问题、重大事实做必要的说明。结果每次检讨,招来的都是更严厉的批判。

会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关于“一贯反领导”和向党“要权”。粟裕申辩说,所谓他曾经支持饶漱石反对陈毅的说法是不实的。“1943年饶漱石在淮南黄花塘赶走陈毅同志,当时我在一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我,别的师的干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实上饶的这种阴谋,他是不敢向下讲明的。”他并且说明,他不仅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也从不争权力。他举例说,1945年中央曾任命他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他认为张是党内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的张就是司令员,他是副司令员,因此华中军区司令员也应该由张担任才好。因此,他压下了中央的这个任命,向中共提出了建议,中央因此修改了任命。1947年军委要他带王必成纵队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士榘、唐亮的部队汇合,统一指挥这六个在外线的纵队,他当即复电军委,强调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1948年他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当时明确主张派陈毅到中原去,把华野交给他负责。他当即表态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在毛泽东强调陈毅必须到中原去之后,他也还是坚持,华野司令员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

关于“告洋状”。当时他和苏军总长的会面完全是事先安排的,会见总共只有20分钟,加上翻译,两个人每人顶多只能讲五分钟话。粟裕解释说,当时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是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起草的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五易其稿通不过,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五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

但是,粟裕越解释,会场上的火药味就越浓。当他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甚至由他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浓烈的火药味,使每一个挨批判的人都不能不违心地进行检讨。粟裕看得很清楚,坚持解释下去,自己的问题必然被归入敌我矛盾。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大会检讨时,把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承认了下来。军委扩大会开始后,毛泽东曾向萧劲光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萧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毛点头赞同。此后毛又讲了句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因此,陈毅在听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后,主动走上前去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且带头鼓掌,表示通过。次日,陈毅又在大会上讲:“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如果说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经过昨天他的检讨,造成了我和他重新团结的基础,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很好,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不过,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军委扩大会议虽然于7月22结束了,仍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告洋状”进一步诬为“里通外国”。这就使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严重的不信任。不久后,毛泽东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结果,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漫漫平反路

  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粟裕总参谋长的职务,调离总参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明确讲,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在那里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可以看出,粟裕连接触部队的权利都没有了。此后他长期任闲职。

对于粟裕以前的战功,自然也能抹则抹。若干军史出版物把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和他指挥的重大军事行动,笼而统之地改写成“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解放战争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有些正式出版物根本不提。1958年原华东军区和华野的主要负责人,在苏中有的县提及粟裕和“七战七捷”的信件上正式批示:“这并不好,也无必要”。也就是说,粟裕指挥的,曾经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七战七捷”,由于粟裕有了“错误”,也就被从历史上抹去了。

粟裕被错误批判和撤职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就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这时,有的老战友劝粟裕把1958年受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搞的。”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反。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和作出决定,有的领导人对粟裕仍旧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包括他经过呕心沥血的研究,为国家防务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也未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使他的军事才华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起到应有的作用。种种不公正对待,长期心情压抑,使粟裕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反党集团”(指萧克等)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

得知这一消息后,1979年夏,粟裕在烟台看望叶剑英副主席时,向叶报告了他要求平反的强烈愿望。叶当面对他讲: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以后从叶副主席处得知,叶已同小平同志谈过,小平同志同意。据此,粟裕于是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的错误批判,向中共中央正式写申诉报告,要求撤销会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10月16日,叶剑英在粟裕的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粟裕同志送来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他的申诉报告一件,前不久萧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又进一步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的冤案,不久又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并征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见,决定即由中共中央指派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这一决定也未能付诸实施。结果,粟裕在蒙冤26年后,没能等到组织上正式为他平反,就含冤离开了人世。在中共中央的讣告里,也只写了这样一段话:“粟裕同志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粟裕同志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期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他蒙受的冤屈和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讣告中一句未提。

有关文件中开始提到粟裕受到错误批判的情况,已经是1987年9月11日。在这一天,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公开指出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办成这样子。”

给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同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除了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由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草拟,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修改审定,最后由江泽民总书记审阅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灵,也实现了许多干部群众多年的心愿。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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